《女朋友。男朋友》：我們這一代，他們那一代

文 / 綠可頌

如果我們是浪，向海灘起跑
眼淚一樣都從海裡來......
如果我們是花，長在同一棵樹上
只是在不同季節盛開......

不會所有人都喜歡楊雅喆導演的《女朋友。男朋友》（2012），它的缺點很明顯，優點卻不一定會被看見，難怪評價總是呈現喜惡的兩個極端。我看過好多人怒叱它是文青消費電影，也看過很多人深受感動；有些人很著迷於影片中的懷舊氛圍，也有人不齒它用台灣歷史背景包裝一個無病呻吟的三角關係。我聽過最令人難過的批評，來自於一位對台灣社會的改革充滿動力與熱情的朋友，他說這是一部「小資產階級看的電影」。

雖然我很積極的為這部電影護航，闡述這部片讓我引發的聯想，試圖想讓大家理解故事的弦外之音，以及它對台灣電影、社會、歷史的意義。甚至連電影小說我都買來看了。然而我也意識到，要是再早個幾年看這部片，我大概也會用同樣積極的態度，批評它是如何的「小資產階級」，如何深陷在台灣電影無法逃脫的美學泥沼當中。

它就是這麼一部讓我五味雜陳的電影，我喜歡片尾那神來之筆的句點（楊雅喆的專屬魔法）。但是看完的當下，又不知該如何跟人解釋那種感動。我只擔心很多人肯定不喜歡這部片，預告片給人的預期心理跟實際內容有一定的落差，它既不是通俗愛情片，也不著力於大時代的描繪。很多人不解為何要將台灣解嚴、「野百合學運」的背景加入故事中。（為了消費台灣意識？）事實上，若不去（或不能）感受故事時空背景給予的時代感，《女朋友。男朋友》就真的只能是一部具有奇怪情感邏輯的愛情故事而已。

對我來說，影片中1980年代的歷史氛圍需要一定的移情作用去感受，一方面設想角色在當時所處的社會情境，一方面思考自己在那個年代又是什麼樣子；對陳忠良（張孝全）、林美寶（桂綸鎂）、王心仁（鳳小岳）三個人來說，1980年代的意義在於跟高中教官作對，寫反叛的藏頭詩、拍裸照、在髮型上搞怪、大鬧升旗典禮......等等。除此之外，還有青春期的友誼跟愛情所造成的淚水與歡笑，以及三個人在感情上錯綜複雜的連結。在台灣民主與革命意識覺醒的1980年代，年輕的他們正忙著建構自己的情感與慾望。

這不同於上一代的台灣人面對革命所必須承受的那種悲情、壓迫。許多時候，他們還沈溺於彼此之間的小情小愛當中，而時代的演變，又順理成章的將他們推向革命的道路之上。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中正紀念堂被武裝警力圍起一個圈，學生們用野百合象徵草根、自主、純潔、崇高的精神理念，似乎在這個圈圈之內的人們，代表的就是與外界政黨勢力鬥爭的區隔，是最理想化、最正義、最無邪的一群。而阿良、美寶、阿仁三個人，讓我們看到的不是對體制的怒吼、衝撞與戰鬥。他們在廣場上延續著高中時期的友誼，以及隱而不宣的慾望流動。在學生運動偉大崇高的訴求之下，這群純潔天真的年輕人，還是存在從青春期就一直困擾著他們的，愛與不愛的問題。

我想到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執導的《巴黎初體驗》（The Dreamers, 2003），同樣兩男一女的三人行，時空改成法國動盪不安的1968年。那一年學生們手拿小紅書，質疑過去偽善的清教徒主義，堅信要透過群眾抗爭與文化徹底的改變，才有辦法推翻保守的右翼政權，爭取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女權、黑人民權、同性戀運動，都在1960年代的西方世界一口氣宣洩出來。被革命口號激得滿腔熱血的三個年輕人，透過身體慾望的探索跟電影知識的模仿，進行他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那個時代情境要他們體會的解放與自由，就在三人如夢一般純真的遊戲與性體驗中得到滿足。

《巴黎初體驗》跟《女朋友。男朋友》都不是史詩型敘事，訴求的不是大是大非這種簡單的問題。它們透過純真的成長與破滅，透過角色之間的愛恨情仇，描繪出特定的時空背景如何建構出每個世代獨特的人格特質。「野百合學運」世代自豪於他們的崇高理念，這群年輕人不單單只是為了下一代而努力，更是為了面對即將來臨的「他們自己的未來」。未來的問題迫在眉睫，這群追求自由平等的大學生，終究會脫離象徵純潔、理想的校園小圈圈，他們跟險惡的現實社會只有那麼一線之隔；就像阿良在廣場上勾引便衣警察的試探，或者像阿仁必須為了自己一時衝動的挑釁，被迫退學提早去當兵一樣；他們在廣場上想像自己是為了台灣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其實也是為了讓自己有個可以活得更快樂、更自由美好的安身立命之處。

這一點，沒念大學而直接藏帶著幾瓶酒混入廣場的美寶表反而現得更袒蕩蕩，她像湊熱鬧一樣把學運的廣場看做社交場合，還開玩笑要賣香腸給這一大群她眼中的靜坐商機。美寶更懂得活在當下，她不像阿仁、阿良有學院為他們的純真提供保護，所以當她發現彼此以男女朋友相稱的阿仁，和同是學運夥伴的女學生有親密關係時，她選擇靜默的離開，選擇在阿仁當兵前的狂歡派對上，給他一份來自現實社會的殘忍。

體制也許容易改變，最難解決的還是「心」的問題。

1997年，以老友許神龍（張書豪）前衛駭俗的同志婚禮揭開序幕。一切看似自由了，連同性戀都能舉行婚禮，雖然沒有法律效力；雖然同樣是同性戀的陳忠良還是活在衣櫃裡，在一個已婚男人身邊當個躲躲藏藏的第三者；美寶最後還是跟阿仁複合，只不過是地下情人的身分；偶然的再次重逢，又牽繫起三個人剪不斷、理還亂的曖昧關係，又開始重複美寶愛著阿良，阿良愛著阿仁，阿仁跟美寶把彼此當成B面的第一首，這些從青春期就一直困擾著他們的問題。

只是這次時代不再給他們革命情感來扣押彼此的慾望，沒有抗爭的目標，「心」卻迷惘得不知所措。這時候，林美寶讓我看見桂綸鎂在《最遙遠的距離》（2007）裡頭那個鬱鬱寡歡的樣子，讓我想到《流浪神狗人》（2007）那個精神痛苦的蘇慧倫，或者《海灘的一天》（1983）尋找自我的張艾嘉。他們都迷失在物質帶給精神的空虛之中，時代給予了他們想要的自由平等，但是他們的慾望卻還處理得偷偷摸摸，沒有當初那個天真、理想的樣子。原來革命跟抗爭讓他們看起來很前衛、很左派，沒了革命的理由卻讓他們變得很自我，很「小資產階級」。

影評人Ryan（鄭秉泓）盛讚該片是「屬於『我．們．這．一．代．自．己』的電影。」我這才意會到他跟楊雅喆都是1970年代出生的人。「野百合學運」時楊雅喆還是大一新生，親眼見證跟體會了學生運動所帶來的時代氛圍，一種由群眾「掙來的改變」帶給未來許多希望跟美好的想像。

我是1985年才來到世上的七年級生（民國七十年代出生），1990年我還在懵懵懂懂的年紀，解嚴、學運對我來說似乎是個可有可無的改變。在我有意識的小時候，沒有人說我們社會是不公不義的，沒有人認為台灣是貧窮、不自由的地方。那時候小學作業本背後都會寫著蔣公遺訓：「當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歷史老師拿共產黨的恐怖來教我們資本主義是最適合人類的體制；楊德昌在《麻將》（1996）裡頭還擔憂著台北會成為世界最有錢的文化殖民都市。解嚴的束縛才剛過，大家都認為台灣將來只會更自由、更有錢。電視上立法院打架的戲碼被當成一場鬧劇，偶爾在街頭看見抗議的白布條，會讓我升起一股害怕混亂的恐懼。生長在解嚴後世代的我們，沒有想過革命與抗爭的問題，只希望可以持續過平穩安定的生活。

2000年民進黨執政，新政府上台。從我國中到大學畢業的這八年，一直疑惑為什麼一位連國語都講不標準、英文都不會說，膚色又黑亮到像是整天曬太陽的農夫的人，會是我們的總統；當民進黨推行台灣正名運動時，我的大學學姐痛罵中正紀念堂被改名是多麼荒謬的亂搞，是民進黨在操作台獨的「意識型態」。我那時也以為，保持中立，「沒有意識型態」才是最理性和平的思想，等到我搞懂什麼是意識型態之後，才發覺根本沒有「沒有意識型態」這回事；我以前也沒有想到，中華民國歷任總統，沒有人的國語是標準的，蔣介石跟蔣經國的鄉音肯定比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台灣國語更難聽懂。

我這一代的大學生，是自以為理性，卻最鄉愿的人。2004年有一場標榜重現學運精神的「新野百合學運」，一群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提出要求政治人物對過去四年憲政亂象道歉、實行多數黨組閣等訴求。事後被影射是場政治操弄的東施效顰；2006年又有一場鬧得滿城風雨的紅衫軍抗議活動，國民黨立委站在台上大聲的說：「你們民進黨不也是搞街頭運動出來的嗎！」街頭遊行對我們的意義就是政治運動，革命是政治口號。被時代養出來賺更多錢、過更好的日子的我們被非藍即綠的社會亂象嚇得精神分裂，要不倒向藍綠政治光譜的兩端，要不就是捂住耳朵，當個厭惡政治、對社會漠不關心的人，沈溺於文青式的自戀跟自憐之中。我們當中有些人就相信了「台灣太自由所以很亂」、「西方式民主不適合亞洲」這類保守主義話語。我們不懂革命有什麼意義，我們是老一輩口中感嘆的，沒有歷史的一代。

我沒有經歷過楊雅喆經歷過的那些事情，我們這一代的人，也許不懂那份革命熱情，從希望到失望的過程。但我想我可以理解那種迷惘，那種無以為繼、失去信念、失根的漂浮感。什麼時候，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我們，竟變成離散（diaspora）的民族？我們沉在大海的中央，可以自由的四處游動，卻永遠抓不到任何東西，踩不到地。也許想過一走了之吧，像阿仁跟美寶兩人最後的想要結局那樣，拋下台灣的一切，逃到國外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但台灣的一切他們放不下，美寶也了解，逃走解決不了她「心」的問題。也許她認清了，不要再當彼此的B面第一首，他用當初阿仁跟他告白方式，那個滑稽的舞步，作為兩人最後的告別方式。

從遠早高飛到反悔，為的是什麼？起初我不懂那時美寶的眼淚是為何而流，我也不懂他們三人之間分分合合的過程，目的是為了什麼。但楊雅喆畢竟是個人才，他用羅大佑的〈家〉和三人高中時期騎著機車在鄉間兜風的畫面，總結了一切他想要說的事情。

我的家庭我誕生的地方
有我童年時期最美的時光
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方
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

「家」是他們彼此牽絆的源頭，從青春期就一直期望解放的慾望。那些情愛糾葛、革命與反抗，為的不就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三人之中，阿良一直以為自己是孤單的，最後他也沒能舉辦同志婚禮，卻跟美寶以另一種形式建立了一個家，陪她走完人生最後的路程，扶養她肚子裡面阿仁的雙胞胎女孩長大。

雙胞胎女孩，這個世代傳承的意象讓整部片充滿希望。我們這些出生於1970、1980年代，正迷惘於空虛與物質當中的六、七年級，也許需要一次好好的精神分析，來解決我們「心」創傷跟缺乏的問題。但2012年，處於高中年紀的雙胞胎女孩，正以自己的方式，為她們「即將面臨的未來」發起一場女生「我要穿褲子」的小革命。當她們名義上的爸爸阿良，面對教官質疑她們處於一個「不正常」的家庭關係中時，他會不會想到，女孩們正努力為她們的同志爸爸，爭取稱為一個「家」的權力呢？

這部片在2012年上映真是完美的時間點，先前提到，再早個幾年，我的感觸也許不會這麼深。今年7月31日，700名學生發起了反對媒體壟斷的抗議活動，他們為了更公平的媒體自由挺身而出，而那些理念，都是我曾經在學校學過的東西。當這些1990年代出生的大學生，他們冒著大雨，大聲說出自己的名字時，我突然被他們的勇氣感動，那是我們這個世代不曾有過的勇敢態度。我發覺自己再也不能默默承受老人們給我們的爛草莓封號，不能再用犬儒的態度看待社會上的不公不義。我們這群生來賺大錢過好日子的解嚴後世代，是該好好長大，好好的感受跟關心生活周遭的人群，好好理解腳下這塊土地走過的歷史痕跡，為台灣──我所安身立命的地方，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的時候了。

不要再遷就當B面的第一首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慾望，在退讓跟妥協之下卻永遠也不滿足。我們的時代沒有史詩，需要更微觀的視角、細微的去感受身邊的人事物，這是這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機會和考驗。

我喜歡《女朋友。男朋友》，它是屬於楊雅喆他們那一代，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未來世代共有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