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日 星期五

群眾的底層吶喊與救贖:《悲慘世界》

文 / 許古拉



沒有人會真正相信善是無往而不勝的,但是時不時地,每個人都需要裝出他確實這樣認為的樣子。而情節劇裡夢幻般的世界滿足的正是這種需求,它所鼓吹的是有關勇敢、正直、愛國和道德完美的理想。……它把壓迫我們的恐怖與威脅加以戲劇化,然後再把這些東西還原成一種撫慰人的充滿情感的格式。

──James L. Smith,《情節劇》(Melodrama, 1973

關於《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人們顯然難以忘懷原版小說出版時,那張著名的封面。那是由維克多-馬里‧雨果(Victor-Marie Hugo)喜愛的插畫家,愛彌爾‧貝亞德(Emile Bayard)所描繪的──也許某個時刻,在街頭,你偶遇一位衣褸襤衫的瘦弱少女,她拿著與自己身型不合比例的長掃帚,並且赤腳踩在濕漉漉的街上。她的目光思緒不知飄向何處的孤零零模樣,讓人們隱約不忍同時,卻也將此種印象鎖入心房深處。

孤女站立街頭的形象,實際上也反映法國社會在19世紀當時許多流離街頭的貧窮人家,這之中包含數量可觀的兒童。「Les Misérables」若依據原文可直譯作「可憐的人們」,雨果素以人道關懷的寫作立場,再加上散落在影片各處經常出現關於宗教神性的救贖象徵,使得該劇底蘊精神便帶有對底層群眾生活苦難的同情。底層階級經年累積的苦難不滿所陸續掀起的階級反動,也是雨果在小說中所描述,1832年,面對社會貧富差距而懷抱社會改革的學生青年,遂在舊時巴黎狹窄的街巷中築起街壘與政府對抗的「六月起義」史事。

這本出版於1862年的小說,儘管原著百萬餘字的篇幅令人有些怯步,但對於故事的主要角色與情節架構,經由各種兒童文學、音樂劇、電影版本萃取精華重新演繹後,觀眾便大致有了輪廓想像:一個因為貧困偷竊麵包而鋃鐺入獄的可憐人,好不容易撐過19年假釋出獄卻不被社會接受,後來透過宗教的感召救贖,重燃對人性懷抱善的希望,並決定化名重生。因緣際會下他扶養一位孤女長大成人,然而破壞假釋規定,卻也使他長年受到警探的追捕,幸而一切在最後終究善終。

儘管有人批評,歷來這些濃縮版本稀釋了雨果原著中描繪社會現實情境的嚴肅性,但不可諱言,選取戲劇性的片段,並且採取通俗化的情節劇之編導方式,擴散了這部經典得以歷久不衰的影響力。這次,導演湯姆‧霍伯(Tom Hopper)結合音樂劇與電影兩種藝術表現形式,再加上好萊塢一線影星擔綱演出的星光陣容,都讓這部新版《悲慘世界》的上映格外引人注目。

顯然,在好萊塢高資本的投注下,電影將19世紀的法國舊市井重新打造成為,具有瀰漫晦暗髒污的危險氣息,卻又帶有頹廢美學的視覺饗宴。而湯姆‧霍伯必然也不會錯過,在脫離了固定舞台,透過鏡頭,讓其目光迷戀地近景或特寫眾家明星的臉龐,一鏡到底且非事前錄音的現場演出,即時捕捉演員表情肢體的自然演出。至於影片整體的快節奏,也由於台詞的音律化和流暢的蒙太奇剪接,幾次重要場景的轉換,鏡頭的快速拉升與落下,宛如劇場的升降布幕,然而電影破除既往舞台演出所需花費的佈景換場時間,帶來自由解放般的淋漓暢快。

情節劇或稱音樂劇,原來的詞源的詞根由希臘文melos(音樂),也就是將部分台詞結合音樂作為稍後氛圍的襯托,並且融合了悲劇、喜劇、啞劇的戲劇元素,演出時以豪華佈景作為噱頭。它的興起,適逢18世紀西方的工業革命。當時大量農村勞動力湧入城市,這些人大多不識字,劇院成為他們工作之餘最普遍的娛樂去處。情節劇通常設定一個遭遇不幸但擁有美德的良善主人公,他/她必須面對一個不斷迫害他/她的壞蛋或者外部壓力,從而衍生各種曲折離奇的際遇和衝突情境。其中穿插幾個插科打諢的角色作為調劑觀賞情緒的喜劇人物。由於情節劇角色性格向來善惡分明,劇情發展一目了然,它所追求,便是在最後提供觀眾滿足善勝惡敗的實現感。由此看來,湯姆‧霍伯的音樂電影版,尚‧萬強(Hugh Jackman)的至誠良善、自恃嫉惡如仇的賈維(Russell Crowe)、善良無辜的芳婷(Anne Hathaway)、詼諧丑角如德那第夫妻(Sacha Baron Cohen& Helena Bonham Carter)……都滿足觀眾對原型角色的預期想像。

光是角色所面臨各種戲劇性情境的愛恨交織,就足以讓劇情發展眼花繚亂。至於雨果對於大時代下,群眾苦難的關懷面向,便以電影中劃分的三個年份,分別是1815年、1823年、1832年,每一次的開場由眾多群眾演員所組成,故事情節建立在群眾的時代脈絡,些許彌補雨果作品關注芸芸眾生的特點。

1815年的開場,浸泡在海中卻破損的法國紅白藍的國旗揭開序幕。尚‧萬強的臉起先隱蔽在眾多苦役罪犯,是為編號24601。這個頗為壯觀的場景,戴著鎖鏈的千名罪犯吃力地將載沉於洶湧海浪的歪斜輪船拉入碼頭,並且齊聲和唱「Look downLook down……(即原音樂劇曲目《天可憐見》)的重複句構,成為貫串底層心聲最為鏗鏘有力的抗訴。破損的旗幟、歪斜的輪船,似乎隱喻當時國政動盪不安的狀態。因惡法入獄的主人公尚‧萬強,往後便是面目模糊的底層群眾,進行生存搏鬥的代言人。尚‧萬強假釋出獄後,行旅波折,幸虧得到主教的感化與經濟幫助下,他成功開設工廠致富,並由於樂善好施被推舉為市長。這位良善主人公,同樣遇上一個不斷迫害的壞蛋,警官賈維,他是嚴峻律法的執行者,幾次獨白置於場景高處,睥睨人間的神情宛如鷹眼,銳利的視線緊咬著尚‧萬強不堪的過往。

1823年,由蒙特勒伊(Montreuil)展開。無家可歸的殘弱婦孺們在雨中泥濘的邊界苟活,人們冷漠的疾駛而過,窮人最後簇擁到被關上的鐵條城門,憤恨地看待這道赤貧生活的牢籠。隨即登場的工廠場景,齊一排開的工作臺、制服,已見現代規範化的生產線雛型。工廠勞工微薄的薪資似能溫飽,但生活若遭逢變故,則輕易的落入難以翻身的貧困陰溝,工廠與街頭僅止一門之隔。為尚‧萬強效勞的女工芳婷,即由於被工廠領班知曉懷有私生女和女工的集體誣陷,慘遭惡意解聘,為了生病的女兒籌措醫療費,芳婷被迫淪落街頭輾轉當起妓女。當芳婷泣訴生平演唱《我曾有夢》(I Dreamed A Dream),特寫鏡頭呈現安海瑟薇全神投入的細膩演出,各種情緒的層次轉折,從懷抱希望的回憶時光,到生活遭逢巨變後,她悲憤之際淌下眼淚,幾度激動的間或喘氣顫抖,直至最後以平靜的絕望收尾,是片中的高潮段落。她的不幸,激起尚‧萬強的道德愧疚,毅然承擔芳婷病危之際的託孤遺願,繼而與孤女小珂賽特(Isabelle Allen)相逢。


1832年,巴黎躍上故事場景中心。孩童加夫洛許(Daniel Huttlestone)為了在街頭生存,好奇的純真兼具了然世故,他作為見證穿梭街巷看到的貧富現象─市區的貧民窟、富人的用膳餐廳。當成群的乞討者蜂擁而上少數富人擁有的馬車周圍,這些無數隻拍打車窗、要求援助的乞討之手,齊聲詠唱「Look downLook down……」,讓街頭貧困的現實不可抑制的爆發開來。貧困的街頭轉眼便又是社會改革的匯聚演講場所,進而也是後來「六月起義」,偕同民眾支援,由滿天落下的各種家具所築起的防禦街壘。街壘前醒目的抵禦棺木,早已預告「六月起義」的壯烈。戰事上,孩童的犧牲,不止撼動敵對雙方的大人,也是真正激發這場社會改革起義至死方休的決心,並以孩童般的純真熱血,最後授領英雄勳章的殊榮。當青年領袖安佐拉(Aaron Tveit)驕傲無懼的舉起紅旗倒懸死去的姿態,讓這場雖在歷史上快速被平息的街壘戰,留下受難的深刻印記。

群眾在長達2小時半的影片中,變成了大時代下的背景。他們烘托了尚‧萬強、芳婷、小珂賽特等人分別代表,在上天的眼皮底下──以那無處不在的聖十字架,作為俯瞰著世間男人、女人、孩童面對勞役與街頭的種種生活苦難。然而,生活現實的苦難,在情節劇的戲劇結構下,它允許了部分不合情理的巧合。例如:德那第在下水道大發災難財時,順手偷走的戒指,到後來竟意外的幫助尚‧萬強能夠無遺憾地在女兒、女婿的陪伴下離世;又或者當它結合電影的優勢,以非寫實的情境超脫苦難,達成對生活的圓滿期待,尤以終曲時刻──當人們帶著對未來新世界的美好想像,巴底士廣場亦有可能築起一道不可思議的巨大街壘。過去孤立無援而最終犧牲的亡靈們重新現身於更加堅實的街壘,隨著揮舞著革命紅旗、三色旗、飄揚勝利的紅紙花,此次有著源源不絕的人民挺身站在街壘之後。眼前氣勢磅礡的大合唱,人民街壘成功佔據市中心的高昂氣勢,揮別了改革犧牲的必然傷痛,表徵群眾集體的勝利。終曲的慷慨激昂,吸引觀眾甚至不自覺的跟隨吟唱,那便是我們選擇了站在苦難群眾的這一邊,代表堅持良善正義的一方最終得到平反,形成毫無疑問的滿足快慰。盈滿的感動炙熱,遂達成音樂劇該藝術形式所帶來的淨化效果。這種情緒的完整投入,將使我們心滿意足的走出戲院,如同18世紀的庸碌男女,帶著某種勝利的撫慰微笑,重返日常生活繼續面對現實挑戰。

註:關於本文提到的音樂劇理論,參考:James L. Smith武文 譯。《情節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


(本文經編輯後更改標題為〈
底層群眾的吶喊與救贖——《悲慘世界》〉刊載於人籟論辨月刊第103期,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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