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重返地景 — —1960年代的電影實驗


原文首刊
日期:2018/04/15
文/許古拉

回看一九六〇年代,那是台灣電影發展的關鍵年代。就說興發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的台語片,此時年產量甚至百部,上萬名觀眾曾熱烈地投入票選台語片導演、明星的寶島獎;國語片則因香港《梁山伯與祝英台》(李翰祥,1963)帶動黃梅調熱潮,再加上中影首次推出彩色片《蚵女》(李嘉、李行,1964),接連出擊,促使國語片市場大開,直至一九六〇年代尾聲,相較台語片產量驟然下墜,國語片產製則飆破百部,後來居上。總體而言,這仍是個國語片、台語片皆能各自找到擁護觀眾的黃金年代。此際的電影事業,儘管明星熠熠,前途大好,仍須謹守國民政府的戒嚴規範,然而在主流電影市場之外,則有一群青春騷動的文藝青年,為壓抑時代留下獨特的影像光彩,本次TIDF策劃的「想像式前衛:1960s的電影實驗」專題,便提供了我們另一條回看的取徑之道。



本次專題的作品,絕大多數都觸及了創刊於一九六五年的《劇場》相關的人事物,作為一九六〇年代文藝青年的交會之所,出版九期的《劇場》除了翻譯西方戲劇電影思潮,也舉辦電影戲劇的展演活動,相較威權政治下的院線電影,其大量生產的內容,諸如時空背景定錨在古代或者避免過於尖銳健康寫實路線,親近貼合市場觀眾的喜好。《劇場》青年則將關注拉回自身思想的表現性,有的則將目光投入記錄了當下現實的週邊地景與人物。

自《劇場》第二期開始參與的陳耀圻,當時於美國攻讀電影碩士,返台籌拍畢業作《劉必稼》(1967)。他除了在雜誌中撰文引介歐美紀錄片思潮,從美國新聞處引介的幾部西方紀錄片,也間接啟發莊靈等人的作品。《劉必稼》記錄花蓮豐田工區的同名榮民,以及他與同袍每日挖除石礫,曠日養土拓荒新天地的過程。榮民在河床上規律而沈重的掘石聲響與身影,帶有漫漫無止的苦力情狀,但勞動身後的山巒雲彩或波光粼粼自然美好同樣也被捕捉了。靦腆樸素的劉必稼來自半年多的相處,從上千呎的膠片中選用表現自然的片段,英文配音亦仿擬劉氏聲調緩慢與口白簡單的特質,雖然技術上無法同步錄音,但使用現場環境音或錄下現場電台廣播的音樂。

約莫同期間完成的《上山》(1966),記錄了三名藝專學生(黃永松、牟敦芾、黃貴蓉)出遊新竹五指山的路途與室內訪談。早班車行過當下台北城的清晨面貌,來到相對樸拙的新竹,三人瀟灑不羈地放野雲霧繚繞的山林。陳耀圻的兩部影片除了紀錄性,其視角獨特之處也透過訪談體現,例如當劉必稼在悠晃火車上猶夢寐之際,襯底劉氏逐步流露懷鄉情思的口白;或者當《上山》在頗具現代裝置意味的空間——倒放的腳踏車體,加上廢墟礫石前兩個面容模糊的男童攝影照(張照堂,1963),陳耀圻訪問三人來自哪裡、對時事的興趣、生活未來......坦率問答之中也稍窺戒嚴時代青年的生活狀態。

莊靈的《延》(1966)、《赤子》(1967)是《劇場》電影發表會現存的少數作品。莊靈自述因發表會在即,不得不在有限的時空條件下,從生活中尋覓題材。莊靈以孕妻陳夏生的一日為結構,拍攝妻子清晨從台北近郊的外雙溪,轉車三趟,通勤至台北公館的農業試驗所工作至下班回家後的情景。看似無聊無奇的通勤篇幅佔據不少,公車是能在短期間內聚攏各路百姓的移動空間,也能在極短時間內收攏鄉野過渡城市之間的地景,期間細節顯得變幻無窮,通勤期間有著錯身的百態眾生相,亦有指認市井今昔變化的樂趣。創作起初,莊靈原構想反映現代人生活的機械性與虛空的反覆(這部分在實驗室工作景中較能體現),但拍攝主客體間的親密性,漫開鏡頭之外成為深情底凝視。《赤子》也延續了這種家族間的親密時光,鏡頭跟隨著嬰孩莊苹從初生的靜照,到以稚嫩拙步逐漸跨大探索世界的範圍,目光好奇而純淨。莊靈主張自然光、反對佈景道具,再加上忠於生活事實而不過度修飾的記錄手法,讓他的影片成為繼劉吶鷗、鄧南光之後,更具結構化的貼近家庭電影的脈絡。

《劇場》也體現了當年台港兩地青年的藝文交流,因香港在台留學生金炳興的引介下,名列此次專題中的羅卡、西西,都曾參與《劇場》的編輯,也因地利之便提供翻譯材料。當時香港主流電影必須透過官派色彩濃厚的「自由總會」決定能否在台上映,而藝文小眾愛好者,則透過《劇場》觸發交會,這在羅卡的《全線》(1969)中留下印記。這部短片同樣有意識地紀錄了香港地景,以一台行進中的計程車為行動主體,透過沿路車窗街景,偶拾香港當年城市裡的繁華或閒適,影像搭配《波麗露》明朗而重覆的循環旋律結構,持續的鼓點由初始悠揚漫出,最後振奮熱切地駐止在九龍塘的「中國學生週報」創建實驗學院,這是當時香港知識青年的重要聚會場所。結尾落在,從現實中安排了一個簡單的搖窗手勢,未期然陡升起的「實驗電影展」宣傳海報,主視覺是某處荒草路間,顯出一張左右半部臉各別被隻手擠壓、蹙眉語的蒼白臉龐(張照堂,1964),宛若該時代青年心境的超現實映相,成為兩地青年的連結符碼。

一九六〇年代的末端,在《上山》那個想拍電影、不拍電影會死的青年牟敦芾也開展他的電影事業,《不敢跟你講》(1969)、《跑道終點》(1969)是他鮮少被放映的影史佳作。《跑道終點》的攝影極美,礦區炊煙、礁岩海邊、興起、臨岸工業煙囪⋯⋯,地景也成為映照人物心境不可忽視的存在——當其中一位男孩悲傷的訊息傳來,低壓雲層與荒草山野斜分為天地,疾風喪鐘,動勢斜下的送行隊伍之中,心碎的母親在天地間苦喊的逆光剪影更形震動。另外值得一提的經典場景,善跑的少年與善於珠算的好友,操場比賽究竟是快腳或快手孰能勝出?比賽越至後來,頻繁切換的視角,跑步呼喘與指刷珠算清脆聲交錯,何為同性戀的交互詰問,聲影密集堆疊鼓譟,讓觀眾不由得屏息等待情緒斷弦極限的一刻。牟片深刻的時代風景,讓人不禁聯想到台語片因資本有限也經常取景於現實的特色,只不過在小眾電影中,地景得到更多的發揮與時代紀錄。

一九六八年《劇場》未告而終,此時的劇場人各奔東西,有的則投入商業電影。牟敦芾此時拍成的電影,集成各路好手,兩部影片的幕後技術包含,陳忠信(攝影)、黃秋貴(剪接)、林焜圻(錄音)、廖繼燿 (攝影)、蔡三吉(燈光)等人,以及民營沖片厰大都影業,多是起自台語片受到市場歡迎,便接受高產量磨練的技術人員,隨著台語片市場沒落,爾後轉進繼起的國語片市場,這似乎也反映了一九六〇年代蓬勃的電影市場,人力資源的養成提供新興市場的人力補給,亦提供小眾電影萌發新芽,可惜後者相對短暫,但一瞬之光的耀眼傲骨終究不容被輕易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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