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5日 星期一

董振良的返家三部曲:《返鄉的敢尬》、《解密八三一》、《黑名單爸爸》


文 / 許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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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董振良接連數部作品,都引用三人身披抗議白布條的背影形象

出生金門的董振良,將童年偕同伴進城看電影,持著手電筒穿越田間山林的晚歸回憶,化作其實踐電影理想的起始—「螢火蟲映像體」。戒嚴時期,金馬地區被劃作「金馬戰地政務實驗」[1](1956–1992)成為軍事管制的禁忌地區。董振良對於家鄉政治議題、日常生活,長期作影像記錄,檔案庫般日常事件的相互索引,成為既是導演個人家庭生命記錄且折射金門人過去共同面臨嚴密軍管體制日常生活處境。

相較小眾媒體[2]傾向新聞紀錄片的報導模式,同樣主張突圍官方傳播管道,「螢火蟲映像體」在形式上模糊紀錄片與劇情片疆界,亦從影像形式中體現官方對人權的鉗制。「螢火蟲」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對金馬地區的長期戒嚴,以金馬民主運動的紀實性記錄《金門民主運動紀事》(1989)為檔案素材基礎,開啟「返家三部曲」:《返鄉的敢尬》(1990)、《解密八三一》(1999)、《黑名單爸爸》(2000)。

金馬民主運動起因於1987年台灣地區解除戒嚴,金馬地區仍處軍事戒嚴狀態。不滿政府對金馬地區長期不平等待遇,出生於金馬青年:翁明志、陳振堅、王長明(馬祖人)與十餘名青年組成「金馬團結自救會」,於當年8月27日赴位於台北縣新店市福建省政府靜坐請願「金馬解嚴」、「開放觀光」、「實施地方自治」揭開金馬民主運動的序幕。10月9日他們組織成「金馬人民請願團」赴博愛特區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陳請爭取民主人權,諸如「開放電話直撥」、「開放民航」、「取消金馬幣」等。隔年1988年,翁明志三人被國防部列管為不得往返金馬的「黑名單」。三位金馬青年,因為訴求戰地解嚴,成為政府不予核發簽證的黑名單,這段爭取漫長返鄉權的過程,依附在個人對土地、家的鄉愁,成為1980年代民主運動記錄少數辨證性作品。

《黑名單爸爸》中,1988年金馬青年(翁、陳、王)控訴因黑名單身分被迫滯留台灣,他們在台北街頭吶喊:「我們要回家!」面對車水馬龍的路口,三人由原先激情到後來舉目四周卻無所援助的迷茫,慢速殘影強化三人對於未來局勢變化的不安這組街頭背影遂成為「返家三部曲」標誌性圖像,亦重複出現於其他文本。在《返鄉的敢尬》翁明志透過選舉與訴訟制度、《解密八三一》陳振堅變造「金馬出入境證」偷渡,從法律邊緣突圍黑名單。

《返鄉的敢尬》
1989年10月,民進黨中執會決議徵召翁明志參選金馬地區立委,然而國防部給予「基於戰地安全考量」的理由不允許翁氏返回金門,翁明志採取法律行動控告國防部長與入出境管理局妨礙自由;並且到中正紀念堂施放「空飄政見氣球」、繫上三民主義書籍,模仿與諷刺國民黨過去對大陸上的空飄文宣;以及到松山機場對金門航線旅客發送競選文宣品,但與競選相關的文宣品都遭到官方扣押。[3]官方拙劣的作法引發輿論壓力,故在選戰前五天同意讓翁明志及其助選員陳振堅返回金門。然而,在先前沒有選舉人的狀況下,助選團只能以宣傳車以及在競選總部放映金馬民主運動在台陳情錄影帶,翁氏競選總部總有警察對圍觀民眾進行盤查與蒐證。這種情況即便翁明志現身走訪各處,民眾自動形成一堵無形長牆,噤若寒蟬,足見軍事管制下的人心惶恐(圖二、圖三)。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出《返鄉的敢尬》這部作品。

事實上,在製作《返鄉的敢尬》期間金門尚未開放攝影機,唯一的攝錄機為警方蒐證工具。在沒有活動影像的見證下,選戰結束回到台灣的董振良則利用選戰期間記錄的平面照片以及現身演出,結構作品,試圖重塑當時的選戰氛圍。當董振良質問照片上吳金贊(時任金門縣長兼任金門選委會主任委員)官方如何對選戰的百般阻撓與不公,在過去的現實情境中,董振良的聲影不容見於官方與媒體上,唯有個人掌握影像媒體後,官方終於沉默(圖四、圖五)。《返》片所訴求的影像反身性的各種手法亦當留心,例如:在警方蒐證時採取的「反蒐證」、置入報紙輿論對特定候選人攻訐、翁明志競選文宣遭到官方收押的公文翻攝,當這些具有異質感的影像不斷介入、中斷對敘事的浸入,尤其,突然中止影像放映並呈現影像製作的現場(圖六、圖七),都是刻意迫使觀眾回顧自身的觀看行為而非完全浸入導演的口白。《返》片採取照片結構的策略,故有其外部現實社會條件的顧慮,但也恰如其分表現金門言論自由的困境,只能透過照片影像之外的口白,而無法在當下立即發出聲音。值得注意的是,當董振良決定親自配製帶有金門閩南腔的國語口白,也顯示他無畏當時許多在台金門
人對於自身出生地腔調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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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沒有參選人的選舉 圖三:翁明志選前五日返回金門親自拜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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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導演現身、口白、照片結構影片 圖五:董振良搶拍下吳金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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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中斷影像 圖七:董振良及其製作影像的戶外現場

《解密八三一》
1989年立委選戰的失利,翁明志與陳振堅遣返台灣。1990年2月陳振堅因過年思鄉心切,冒險變造「金馬出入境證」偷渡返鄉成功,卻在出境時被警方識破。陳振堅被警方帶回警局偵訊,在與警方產生糾紛,混亂之際他當場撕毀並吞下偽造證件,最後以「毀損公務罪」、「偽造文書」起訴入金門監獄半年,這是《解密八三一》的背景。片頭,在海防管制下,返鄉的金門旅客魚貫穿越花崗岩質開鑿出來的軍事坑道。坑道分作路道與水道,路道旁的燈火昏暗地倒映在與海相通的水道上,坑道迴音形成的自然音場迴盪軍歌,這是搭乘登陸艇返鄉金門人的第一站。

由董振良飾演陳振堅偽造證件被捕後,警局內警察拼湊被撕毀的證件,證件上碎裂的國旗圖像,由證件本身開啟對國家律法的質疑(圖八)。在演出警局場景的扭打戲之後,陳振堅本人現身與董振良討論觀看演出過程的感想(圖九),此後,時空交錯的對話形式將於影片中反覆操演(圖十、圖十一)。《解》片對於異質時空的敘事交錯,成為主要的視覺母題,若區分其結構則可分作:

1) 敘事主線,即由董振良飾演的陳振堅,重新搬演陳振堅變造出入境證件從入獄、審判到出獄的事件過程;2) 演出者董振良與當事者陳振堅的對話;3) 無法定義的曖昧時空中,台北街景蒙上宛如鬼境般的冷藍色調,董振良似青蒼幽魂,重返、遊走於過去民主運動曾經踏駐過的行政機關與街頭(圖十二);4) 檔案影像,穿插已漸褪色的金馬民主運動紀實錄影(圖十三)。 這種不斷穿梭往返的時空意象,形同金門島嶼在地理上與台灣政權母體的分離處境,然而金門必須藉由母體法制的認同,確立夾處在兩岸政權位置上的合法性。

再且,回到影片精神內涵對律法、金門軍事管制的歷史。從影片命名便足具嘲諷與挑釁意味。原名「軍中樂園」的特約茶室與國防單位關係密切,「八三一」成為戒嚴時代離島軍中性文化的使用暗語。影片雖然並未論及軍中性文化,然而蔣氏威權體制透過外人無法窺見的立法部會,扭曲立國憲政精神,不可被訴說的政治禁忌議題如同官方對這段國軍勞軍性醜聞史的遮掩。

筆者以法庭審理董振良偷渡場景中的三組鏡頭,說明金馬軍管戒嚴時期遭受扭曲的律法。在圖十四的場景中,遠景拍攝全景,透過旁聽席的排列結構營造出深度空間,使得審判席成為視覺焦點。觀眾位置成為董振良面對庭上法官、國父肖像的延伸;圖十五,為旁聽席上神情憂慮的父母與背景中蔣中正肖像;圖十六再度回到法庭全景,線性透視構圖再加上底光,強調遠景蔣中正肖像以俯瞰之姿,凝視這場審判,此時的董振良面對無人的法官席,他正面地迎向觀者,自我申辯(他的隻身控訴,也反映彼時金門無辯護律師的困窘),觀眾成為參與審判的一員。這三組畫面中,在血親父母與國家意義上的父親、領袖與觀者陪同見證下,審判憲法明文保證人民居住權,卻又因違反金馬地區出入境管制條例的返家青年。整起事件盡顯荒謬,係將個人的違法情事提升至對國家體制抗衡與思辨的位置。

此種對體制的質疑,回到主要敘事線,透過監獄場面調度再次彰顯。在獄中,前景燈泡照亮董振良剛翻閱完畢擱置在桌上的六法全書,鏡頭跳接金馬民主運動的紀實影片,時值翁明志率眾陳情,手按六法全書,強調依法請願、合法程序(圖十七)。鏡頭再度回到牢籠,董振良撕下書中的一頁,背向鏡頭走到後方如廁,其舉止直陳對律法權威的不滿(圖十八)。當董振良服刑完畢,國民黨政府已經取消金馬地區出入境管制條例。他順利返家,跨過傳統閩南家居三進式門框,在層層穩定的景框結構的包覆下,迎接他的是世居於此的歷代祖先(圖十九)。

「螢火蟲映像體」作品中,表明當事者的表演性質(字幕表上銜以演員稱之),透過後設性的評論與交叉剪接過往民主運動的紀實片段,原本做為時代當下見證的影像記錄,為演出的虛構性強化其現實的關聯性,成為過去小眾媒體後續發展中影像生命再延續的少見形式。所謂解嚴,並非與過去不堪的戒嚴史就此揮手告別,而是長期被壓抑的人民聲音,才真正要與歷史展開對話。「螢火蟲映像體」將個人與家庭、鄉土之間的情感羈絆,從「返鄉權」的爭取,反映金門(離島)居民軍事管制下的集體記憶,是極其個人卻又關乎國家體制層級。在運動現場他們高舉六法全書,依循民主程序的規則經由集會陳情、公職參選的手段,質疑掌權者的違法情事,成為「螢火蟲」金馬民主紀實運動的過程中指標性的圖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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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員警拼湊出入境證件 圖九:董振良請陳振堅發表對他演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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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董振良突然面對鏡頭說話…… 圖十一:事件當事人陳振堅出現在另一個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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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董振良於新店福建省政府舊址門牌上 圖十三:陳振堅過去在福建省政府舊址抗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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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董振良面對律法的審判 圖十五:後方旁聽席上憂慮的父母與蔣中正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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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董振良一人的庭上 圖十七:六法全書表徵行使請願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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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八:監獄中的場景調度。 圖十九:跨過一道道門框,旅外遊子終於回家



[1] 1950-80年代臺灣海峽戰事情勢緊張。1956年6月23日,由國防部頒佈辦法,宣布當年7月16日分別於金門與馬祖防衛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實施軍政一元化、軍政一體的戰地體制。因戰地政務委員會隸屬國防部,金馬地區的各級主管單位多由國防部委派,全面強化愛國與反共意識、建立戰地警衛組織、戰地物資供應制度與衛生醫療等,長期目標係「建立三民主義模範縣」。
[2] 台灣小眾媒體興起於1980年代末期,代表團體諸如:「綠色小組」、「第三映像」等等,他們扮演突破官方御用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的限制,開啟不同新聞觀點的媒體濫觴。
[3] 參閱:〈翁明志被拒返回金門|自訴兩單位妨害自由〉,《聯合報》。1989年10月05日;鐘沛東。〈翁明志空飄汽球|遭警方制止〉,《聯合報》。1989年11月01日;〈金防部不准他入境|翁明志機場拉票〉,《聯合報》。1989年11月20日
[4] 該片原訂於2000年在金門上映,卻因唯一的戲院經營權歸屬於國民黨縣黨部而遭到拒絕,董振良採取露天獨立放映的方式,一如對國家體制的挑戰,突破電影放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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